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摆脱危机:各国有共同的目标吗?

         进入21世纪以来,不断加速的经济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紧密,各国和各经济体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,经济活动的规则越来越趋同。然而经济危机后,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现象,就是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中,不同国家和经济体出现了“背驰”(De-coupling)的情况。总的来说,美国希望避免经济出现双底,欧元区力图阻止债务危机蔓延,而新兴市场国家要同时应对通胀和通缩的威胁。而很多具体的目标是互相抵触的。相应的经济政策无法同时满足这些不同的目标。

         具体来说,美国经济的关键问题是通过从新启动和增加个人信贷来鼓励消费,进而来带动企业投资和增加就业。为此,政府最先要稳定金融机构,主要的措施包括为金融机构持续提供低息融资,维护资产价格而保证金融机构的资产不再贬值。至于鼓励消费,问题不是美国人不想消费,美国人民是“热爱消费”的人民,原来的消费依赖消费信贷和资产增值,而今天美国人没有钱再消费,要恢复金融危机之前那样的消费,必须要有他人提供新的信贷。如果美国的金融机构都不愿意继续提供消费信贷,去杠杆化又不能使资产大幅度增值,那么增加消费就成了空想。在对外经济政策方面,美国需要确保中国等国家继续购买美国国债,同时保证美国政府的借债成本维持在较低水平。从长期情况看,未来美国债务的偿还很可能要靠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。这也是持有巨额美元储备国家最大的担忧。

         与美国的情况不同,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不需要再鼓励民众消费,反过来他们希望民众支持政府提出的所谓“节俭措施”(Austerity Measures)。各国就拯救欧债方案争论不休,原本以为自己置身事外的国家现在也受到冲击,即使有些国家仍同意继续负担相应的成本,但目的已经不是为救他人,而是为防止引火烧身。至于长期的目标– 建立欧元区稳定的财政机制,更是无从落实。

         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更加复杂。中国目前希望通过鼓励消费来增加内需,进而改变原有的由投资和出口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,以便使经济保持可持续的增长。中国内需消费的增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,医疗健康体制和教育体制等一系列社会改革。中国老百姓不是不想消费,而是为了(未来的)消费,他们必须储蓄。他们无法控制自己退休后的生活成本;无法控制将来的医疗费用;无法控制子女未来的教育开销。对外经济政策方面,如果继续放贷给美国人消费,中国人不仅要牺牲目前的消费,还有很大可能牺牲未来的消费,因为那些储备资产的价值随时会缩水。至于其他很多新兴市场国家要同时防止通胀和通缩。在通胀方面,他们和资源出口国的利益是相背的,而如果发达国家如果真的实现减债,那对新兴市场的出口需求会减少,新兴市场通缩的风险则会加大。

         现实的情况就是不同国家和经济体的经济目标是互相矛盾的,完全没有可能同时达到。实现一个国家的政策目标,往往以牺牲另一个或一些国家的利益为前提。例如:美国政府的借债成本越低,中国等国家所持有美国国债资产未来贬值的风险就越大;美国民众目前要增加消费,必然要通过借贷来减少其他国家民众目前的消费;美国要重振制造业和改善就业,那意味着新兴市场国家必须出让一部分市场分额和减少一部分就业;欧债危机国家要想避免债务违约,现在一定要从其他国家的钱袋里拿钱;而欧洲一些国家“节俭措施”的实施,无疑会导致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出口的减少。在全球化的今天,任何国家很难独立执行一种经济政策。多种目标的政策选择,只能是众利之中取其重,众害之中取其轻,实际上,各国现在是各算各的帐,各唱各的腔,政策协调的成本越来越大。

         经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是在不公平的。强权国家制订规则并享受最大利益,危机时期新兴市场国家却承担更大的成本。强权国家希望资本自由流动,中国就应该开放资本市场;强权国家不希望中国获得技术,技术就不能出口给中国;劳动力可以自由地流动吗?当然不能,因为强权国家不喜欢有廉价的劳动力进入本国。全球自由市场实际是假的,强权国家要自由就有自由,否则就不容许自由。

         在未来的一年,由于很多国家大选和政府换届的影响,各国经济政策将更加维护本国的利益,各国或不同经济体之间政策冲突会进一步显现。这些政策对各金融市场和资产类别的影响将会各不相同。如果说过去一段时间全球多数金融资产价格受压,那么未来一段时间,不同金融资产价格会出现不同方向的变化,资产配置和相对价值策略会变得更加重要。

 

  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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